主页 > 最强各类 >是什幺让国高中老师不容易讲道理? >


是什幺让国高中老师不容易讲道理?

是什幺让国高中老师不容易讲道理?

1987年生的宜兰人,在哲学系所打滚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学家讲话能让大家都听得懂。

我这辈子听过最没有道理的话,来自我的老师。

国中的时候,老师要我们把制服穿好,他说「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别人为什幺要尊重你?」我至今依然不懂,为什幺不照学校规定穿衣服就是不尊重我自己,也不懂为什幺如果我没照学校规定穿衣服,别人就可以不尊重我。(老师认为我可以被这幺没道理的话说服,这样算是尊重我吗?)但总之当时的我照做了,不过并不是因为我被说服,而是因为他是老师。你不需要读到国中也会知道,如果你不听老师的话,事情会变得很不方便。
这类遭遇不是我的专利。我在脸书邀请大家提供「老师说过的没道理的话」,得到踊跃回覆:

「吃亏就是佔便宜」「你以后会感谢我」花三分钟训话:「你拖拖拉拉三分钟,班上三十个人就是被浪费九十分钟」「将来你们找工作的时候,公司看到你们国中顶嘴被记警告,你们绝对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捡回收!」

一个人一辈子听过的许多没道理的话来自老师,这种事情有点奇怪,因为老师的工作应该是讲有道理的话,而不是反过来。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要谴责老师们没做好他们的工作。完全相反,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要提醒老师小心他们的工作。我认为老师这工作有一些特质,容易让人变得不讲道理。我相信以下说明的条件也适用于一些家长和上司。

不讲道理,表示人要求别人支持某个说法或做某件事,但提出的理由烂到没道理的程度。有很多情况会使人容易不讲道理,例如大动肝火纯粹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或者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没道理的时候。道德心理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认为人做价值和道德判断是「直觉先来,理性后到」,这让人有陷入「道德错愕」的可能性:当人持有强烈但无法被理性辩护的直觉,就可能同时坚持立场,却又无法提出道理来自圆其说。

特别是在国民教育阶段,我认为,老师这类工作有一些特质,容易让人「不得已只好不讲道理」:

管理责任:老师们被要求管理学生的生活秩序。
教学限制:在资源和时间都不足的情况下,老师们被要求维持知识权威,不能犯错,又要达成教学目标。

简单说,「管理责任」让老师必须支持一些自己不见得有够多理由辩护的立场,例如为什幺学生必须穿特定款式的衣着鞋袜,「教学限制」则让老师更容易硬着头皮讲自己也不确定或者碍于限制无法说明完整的东西。

深入一点讨论,这些处境往往不是老师的问题。

「管理责任」的要求来自过去教育人士对学生的期待,有些期待很难辩护,因为它们只是教育人士的传统和喜好,缺乏扎实基础。这个社会曾经相信如果让学生留头髮、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上学,他们就无法好好读书,会变成不良少年,一世人捡角。但过去十几年的头髮、制服解禁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放弃这些说法。

「教学限制」的要求来自不理想的教育规划和教材,若以大学科系的眼光审视国高中课本,会发现许多在学术上有讨论空间的东西被课本不恰当地说死,例如把尚有争议的某家说法讲得好像就是真的一样。在填鸭的标準答案教育下,这样做很方便,但长远看来教育意义很有限。此外,老师们往往需要协助学生吸收一些自己在有限课堂里不太可能说明得完的东西,例如国文课本里提到的各种古人「文风」、历史课本暗示的各种因果关联、社会科课本里高密度的概念。这些不合理的教学限制和限制,让课堂必然充斥各种不够好的推论。

「管理责任」和「教学限制」逼老师讲自己没把握的话,要求学生遵守自己难以辩护的规範。在我的国高中经验里,老师不讲道理相当损坏师生关係并危及教育任务。当然,老师毕竟持有权威,学生不至于违抗,但心里会隐约认为有些沟通方式对老师无效,也可能进一步对于什幺是好的沟通做出错误判断。

我在研究所毕业后,依然观察到高中老师和学生对于讲道理的不同态度。比较教师研习和对高中生演讲的场合,平均来说,学生比老师更愿意理解不同观点和参与讨论。这一点尤其展现在面对自己不同意的立场的时候,学生往往比老师更有动机以论点回应,提出来的论点也更完整。当然,这些差异也可能来自其他变因,如年纪和学生受到的规训,不过我大致上是相信,处境和担负的任务不同,影响了老师们在讲道理这方面的习惯。

「管理责任」和「教学限制」都是外在条件,并不是老师这个职业的本质。比较一下,大学教师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很有限:一方面,他们可以承认自己不懂,身为学术人员,知识有限是大家的共识,而课堂涉及学术尚无定论之处,则是教学讨论触及学术前沿时的必然。另一方面,人类上了大学之后会忽然发生神奇的转变,不需要照学校规定穿制服、睡午觉,也可以好好存活,因此大学教师们需要担负的管理责任相对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在条件正在改变中。

以管理责任来说,现在已经没有髮禁,教育部明令学校不能基于服仪处罚学生,虽然学校端实行并不彻底,但对学生的各种生活规约确实逐渐鬆绑中,这些改变,都让让支撑国民教育的老师们担负的管理责任逐渐减少。

以教学限制来说,当然,课本上还是有各种「标準答案」需要学生在考试时写对,而升学主义也尚未舒缓。但近年教育改革方向也确实越来越重视思考过程,例如自2018年加考的国文写作「知性」题目,要求学生写论说文,原则上不限定哪种结论正确,而是看学生能否写出清楚、完整、合理的推论来给分。这种大考方向,在我高中时难以想像。

考虑到老师不讲道理会损害师生关係和教育效果,上述外在条件的改变是好事情。将来的老师们会发现他们处于对于讲道理友善的环境:他们比较不需要对学生做出自己也无法证成的要求,并且执行更重视思考过程的教育方案。

比起过去的老师,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老师更有余裕能说出「这个我也不确定,不过课本这样写,考试也会这样考,到时候要怎幺写,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或者「确实没什幺好理由规定大家都要穿制服,而且学校这样做有违法之虞,不过对外我会全盘否认我跟你们说过这些话(X」。

当然,当讲道理的空间被撑开,也会让将来的老师们顺理成章地必须学习用讲道理的方式对待和自己权力不对等的学生。这也是为什幺我在这个专栏开始写关于「开放式讨论」的文章。我希望这系列文章,能帮助老师们面对这些新的沟通教学情境。

*谢谢叶多涵、杨芮雯和peiying shen给本文初稿的谘询建议。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