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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收入家庭中,性侵成为一种把贫穷传给下一代的机制

在低收入家庭中,性侵成为一种把贫穷传给下一代的机制

那名十岁的小女孩坐在晃荡的鞦韆上,跟坐在她旁边的鞦韆的社工聊天。「到底有几次啊,」小女孩问道:「妳被强暴过几次?」

问题来得漫不经心,彷彿只是随意展开的对话,社工芭芭拉试图保持镇静。

「我说我没被强暴过,她很惊讶。」芭芭拉回忆道。

「我以为每个人都被强暴过。」她记得女孩是这幺说的。

「她的朋友在学校都会讨论,」芭芭拉观察道:「那是家常便饭。」

这就是芭芭拉谈到性侵犯存在于无数美国家庭时的开场白。这名女孩是芭芭拉在高危险儿童辅导计画的第一个个案,由教师转介而来,他们注意到她生活中有遇到麻烦的迹象。芭芭拉在新英格兰某个镇上试图帮助的十三名男女孩当中,有十二个人遭受过性骚扰。据她说,他们说出这些经历时,常常是坐在她旁边的时候说的,特别是在鞦韆上或是在车上,这样他们就不用看到她脸上的反应。那名十岁的女孩被自己的父亲强暴,而她父亲已经六十七岁了。

芭芭拉不知道她长大以后会变得如何,她在寄养家庭里来来去去,她的母亲酗酒成性。「这幺一个甜美的小女孩就快完了,」芭芭拉说:「能撑过二十几岁就能熬下去吧。」

熬下去,这是芭芭拉最乐观的预测。她差不多说对了,十八岁的时候,这名年轻女子怀孕了,不确定三个男人之中的谁才是孩子的爹。

处在贫穷边缘的女性当中,有为数惊人的性侵倖存者,就像是一笔庞大的债务,她们的创伤在事发多年过后仍旧压在她们身上。但这又不像债务,不能用宣告破产来一笔勾销。她们的未来变得残缺不全,因为她们的过去会在她们解释自己的身分时强行出现,有时候会在第一次讨论时坦率地现身,有时候则要见面四、五次以后,才会拐弯抹角地表现出来。即使我从来没提到那个问题,但大部分我採访过的贫穷女性,迟早都会提到她们小时候被性侵的事情。

我跟一个名叫卡拉.金的年轻妈妈见面才半小时,她就把她的故事告诉我了,而我只不过是问了她的家庭状况。「我爸在我小时候就对我毛手毛脚的,我先生不知道这件事情。」她直截了当地说道:「当时我十二岁,他有一整年的时间都在抚摸我,每当他喝醉了,我就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醒来的时候他压在我身上,我把他推开,他说:『爸爸跟女儿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你不知道要跟谁说。」卡拉继续说道:「我跑去待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之后我才跟我妈说,结果她说:『没关係,我爸爸喝醉的时候也会那样对我,不过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一个女人会将如此私密的耻辱告诉一个陌生人,透露出问题的严重程度。她忍不住追溯起她的许多缺陷,似乎都源自于童年时期造成的耻辱和自我厌恶,这些缺陷会改变人的一生:她无法明智地选择男伴、不信任感很深、情感疏离、无法产生归属感。那些侵犯太过深刻,无法隐藏。

性侵是无法建立健康伴侣关係的原因之一,受虐儿的无力感会导致屈服,因而诉诸心理医生称为「解离」(dissociative)的逃避方法:受害者在心理上抽离出来,旁观伤害的发生。

在低收入家庭中,性侵也成为一种把贫穷传给下一代的机制;儘管有钱人家也会发生性侵事件,不过富有的人有其他办法推动自己的孩子前进。虽然内心的痛苦是一样的,但父母的野心和高期望、成功的压力、受教育的机会、追求专业成就的动力,全部混在一起,成为一种权力意识和机会,倖存者常会因焦虑而努力,想要取悦他人,这在某些家庭中就带来了杰出的学业表现。

低收入家庭则大不相同,侵犯问题累加在堆积的多重压力上。根据研究人员估计,每四或五个女孩中,就有一个遭遇过性侵,但是在低收入的单亲妈妈之中,这个比例可能更高。报导福利改革的记者遇过许多贫穷的女性,她们都提及遭到性侵,向自己的母亲寻求保护却不受信任,安全感因此粉碎了,家庭所能提供的避难功能也没了。

有个撰写这个主题的白人记者,在我告诉他新英格兰那个鞦韆上的女孩的事情时,显得很困惑。但是她是白人吧?他问道。我回答,对,那个城镇基本上全都是白人,卡拉.金和许多其他跟我说过遭到性侵的女人,都是白人。好吧,他坦承,他以为这个问题跟黑人文化有关。他似乎对自己的偏见感到很吃惊。

华盛顿特区的温蒂.韦斯勒才刚停止领取社会救助金,她刚做好拮据的预算规画。就在我们第二次谈话时,她开始讲起交织在童年记忆中的伤害事件,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如今她决定要掩饰好伤疤,强迫自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努力工作、尽情欢笑,做她残障的女儿的榜样。

她对自己的生母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四岁以前是在两个寄养家庭里度过的。「他们认为做错每件小事都该揍我们,」她这幺描述第一个寄养家庭。「他们有个两岁小孩,她也是养女……我记得有一天,那天就像个不断重複的恶梦,不肯让我忘记……因为那个小女孩尿在自己身上还是什幺的,养母带她去地下室打她。养母气疯了,因为她还得清理,突然间我就没听到尖叫声了,养母上楼来,不过那个小孩没有。我很害怕,我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吧,她说:『怎样,妳不想待在这里了吗?』我记得我跟她说我不想,于是她叫人来带我走,他们就来了,我就这幺去了下一个寄养家庭。」温蒂一直不知道那个小女孩是死是活。

第二个家庭也没能提供庇护,他们有另一个领养的小孩叫宝拉,还有两名欠缺管教的青少年儿子。「这些男孩把我跟宝拉带到地下室去,拉下我们的内裤,做……」温蒂没办法把话说完,「不管你几岁都一样没办法把这种事情忘掉,直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天都永远不会忘记。」

她又再次被救出来,这次是个没有小孩的离婚女人收养了她。「收养我的时候,她说我看起来好像有厌食症。」温蒂回忆道:「她说我的头髮乱七八糟,衣服髒兮兮的,还说我的牙齿都发绿了,还能待在我嘴里真是个奇蹟。她说:『我救了妳。』」

但是事实证明,她没有完全得救。养母经常把她留在保母家,她常常得跟保母的儿子单独相处。「他们常做一样的事情,把我带进浴室之类的,叫我做奇怪的事情……」温蒂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肛交,我想那时候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吧……我妈从来不相信我,认为我在说谎,因为她问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什幺也不知道。」

就像许多遭受过侵犯的女人一样,温蒂应付不了男人,处理不了亲密关係、信任和爱。她母亲竭力避免她步上通往贫穷的快速道路,青少年常常就这幺一脚踏进去:怀孕、未婚生子、辍学、跟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混在一起、断断续续领取社会救助金、在低薪工作中载浮载沉。她母亲盼望她能够上大学,温蒂也被霍华德大学录取了,但就在高中毕业的那一天,她得知自己怀孕了。她害怕地告诉母亲,一讲出来以后,她母亲坚持要她堕胎。

温蒂先是反抗,后来还是不甘愿地去了,她怀的是双胞胎。「手术后我回头看,有个瓶子装着那些人体器官。」她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这真的很残忍,如果你要我经历像这样的事情,就不要把结果摆在那里。」一道缺乏尊重的鸿沟在温蒂与她母亲之间裂了开来。

她在美国航空、肯德基和其他地方打零工,但是她赚的不够,没有自己的住处,只好跟不同的男人到处搬家,有时候无家可归,有时候住在收容中心。她又怀孕了,这一次,她决定就算孩子的爹不愿意承担照养,她也要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我把她流掉,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我发过誓再也不会这幺做了。我得告诉我自己:不要再逃跑了,恐惧应该要结束了,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情。整个怀孕期间,不管发生什幺事情,我都会爱这个孩子,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孩子是女孩,她替她取名为琪雅拉,早产三个月,重两磅一盎司,出生在特区综合医院。当时温蒂住在收容中心里。「因为我无家可归,他们把我当成泥土般对待。」她说道:「护士表现出一副我什幺也不懂的样子,我就是个街上来的蠢蛋。」她替自己说话,坚持要对方尊重点,但她没有得到。

接着那个令人惊恐的消息传来了,她被告知收容中心不收留新生儿,这个早产儿一出院就得送去寄养家庭,直到温蒂有地方可住为止。「我跟他们说:『办不到。』」温蒂声明:「『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扶养我的孩子。我在寄养家庭长大,我知道那些人是什幺德性。』」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了,「我咬紧牙根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听着,我生了个孩子。我知道我们之间意见不合,不过我不打算让其他人养我的孩子。』我说:『我需要先住在妳那里,直到我找到公寓为止。等我身体好一点,我就会去找。』我妈同意了,我想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那里得到尊重。」

接着是第二个打击:八个月大时,琪雅拉被诊断出脑性麻痺,起因是出生前或出生时所受到的脑部损伤。这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可爱又笑咪咪的流口水小朋友──不过她学不会走路,她永远也不能走路,注定要坐轮椅。快四岁的时候,她还不太会讲话,她也永远没办法流利地说话。

据观察,性侵的倖存者往往会过度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们不停地跟孩子说「不、不行、不可以」,这种态度破坏了年轻人探索与学习的意愿。温蒂也表现出了这类焦虑,不过很难分辨那是因为她自身的经历,或者是因为她大女儿的疾病;温蒂对孩子既宠溺又尽责,决心要让琪雅拉发挥生命中最大的可能性,就像她这幺晚才开始努力实现自己人生最大的价值。她现在有理由要当个好榜样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挫折什幺的,要很坚强的人才能够克服那些事情。」温蒂勇敢地说道:「我要让她看着我克服我的挫折,我希望这能影响她,让她也去克服她的挫折。」

父亲与母亲的罪行形式很多,不是只有性侵。施加在子女身上的虐待,可能会导致自虐;原本该有的自我价值成了一片空白,酒精与毒品迅速填补进去,很快就毁了一个正常的家庭。童年阶段也会影响到成年阶段,反覆迴荡,重新上演一样的主题,年轻人受到忽视与残酷对待的经验,最终会形成她养育自己孩子的方式,伤害可能会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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